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长城保护的经典案例，北京司马台长城的成功修复，公认与前期严格缜密的勘察设计息息相关。收录了该项目大部分修复工程文件的《司马台长城》一书，迄今为止仍是经典的长城保护工程资料。

　　这种各自为战、未能高度协同的现状，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长城的高质量保护。“如果通过前期考古对该段长城有了充分了解，修缮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就相当于拿到了‘指导手册'，更有针对性，也会减少返工的次数。”这是参与项目专家们的一致看法。

　　“一块瓷片！”现场一阵兴奋。

　　在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中，关于墙体顶面植物的处理方式分歧已久。部分学者认为，植物生长是对长城结构主体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应加以清除；也有学者认为，作为遗址型文化遗产及景观，长城上的植物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应同样遵循最小干预原则，适当保留。

　　北京市文物局已确认，会把长城的研究性修缮项目滚动进行下去，为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累更多经验，也为全国长城的修缮保护提供借鉴。

　　“过程性材料既是对当前工作的总结思考，也是给予后人的借鉴参考。”尚珩说，正因如此，此次研究性修缮过程中所有参与的学科及数据、工程图纸、方案设计等，都会在项目结束后汇总集结，形成全套完整的工程资料，并面向社会出版。

　　“‘抢险'说到底是临时性的，不是长久之计，后续依旧面临维修，而且由于时效上的要求，较难关注到细节，因而我们还是需要对长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探讨。”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负责人、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表示，“另一方面，北京长城抢险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，对于一些问题的存在也到了阶段性总结和回馈的时候。”

　　“坍塌物本身也是长城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这次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一般考古规程，即继续挖掘后期堆积的部分，露出原始地面，再将渣土清理掉，而是在多次讨论后决定将坍塌物整体保留下来，再通过土层横截面和巨石，展示此处的时空顺序、演变轨迹和历史场景，这是最生动的长城故事之一。”尚珩这样解释。

　　事实上，2019年，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文物局共同印发《长城保护总体规划》，明确了长城的现存状态：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、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，并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观特征。

　　北京市延庆区东南沿界，山崖峻绝，层峦叠翠，始建于明初的大庄科长城就横亘在山脊之上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探访考古现场时，考古工作者正在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下，专心致志地“土里找土”。

　　考古人员认为，现有窗户距地高度绝不是长城正常使用阶段的高度。通过在旁侧大量下挖作业，深埋地下5米有余的城墙重见天日，证实了考古人员的判断；至于这块巨石，考古人员推断，极有可能是在长城废弃多年后，因为某次大雨，从紧挨着长城敌楼的山上滚落下来的。

　　尽管理念层面已基本形成共识，但一到具体修缮过程中，更多是项目负责人各凭经验。即使是最基础的问题，如勾缝材料到底用白灰还是水泥，需不需要加糯米浆，工艺技巧上采用平面勾缝还是荞麦棱等，都尚未达成一致。更有甚者，因在修缮中出现“贴瓷砖式维修”“粗放式施工”等乱象，引发过争议。

　　古建筑好比故宫，古遗址好比圆明园。“如果把长城当作一个古建筑去做修缮，那么就需要恢复到它最辉煌的建筑形式时期，这并没有必要。”尚珩说。

　　在以雄奇险峻著称的北京怀柔箭扣长城上，一支考古队正在细致地挖掘。根据一块新出土的石碑碑文落款“万历十二年”，箭扣长城有考古依据的修建时间又提前了33年。

　　2019年10月，纪录片《长城抢险》的播出引发广泛关注，“抢险”成为彼时长城保护的新模式；差不多一年之后，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箭扣长城脚下挂牌成立；2021年，以基地挂牌成立为契机，北京市文物局听取专家建议，选取延庆大庄科长城和怀柔箭扣长城为首批试点，上报有关部门开展研究性修缮项目探索，“是一种遗产保护理念在保护实践中的探索”。

　　修缮之前先考古

　　与以往修缮过程中各专业技术人员作业相对分离不同，研究性修缮从工程启动便形成协同模式——以考古挖掘为开端，多学科研究为手段，数字化跟踪记录为保障，考古、设计、勘察、施工等人员在各环节协同配合，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。